【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心灵观察】二十年前，如果有人预言世界应用科学领域排名前30位的领先机构将来自同一个国家，那恐怕会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预测却成为了现实。自然指数近日发布的首个应用科学排行榜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在全球科学界掀起波澜——科研机构不仅占据了前十名，还垄断了前三十名的所有席位，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直到第三十名才出现。当中国的贡献分高达22261分，占全球应用科学产出的56%，而排名第二的美国有4099分，占10%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事关国家竞争和未来发展的科学竞争中，攻防两难。趋势已经改变。 自然指数是自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评价工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衡量世界领先研究成果的有力标尺。此次发布的应用科学榜单以过去一年25种应用科学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涵盖工程、计算机科学、科学科学等领域。这些期刊是在对近 4,200 名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和筛选后选出的，代表了他们希望发表最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换句话说，这份榜单呈现了各国在“学以致用”这一基本科学命题上的真正实力。这份榜单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中科院毫无疑问占据榜首。作为中国最大的科研机构，其在应用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紧随其后的是浙江大学，然后是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前30名的名单读起来就像一本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名录。这种专注程度在任何国际学术排名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更有趣的是国家层面的数据。中国以 56% 的全球份额领先，其次是美国（10%），其次是德国、韩国、英国、日本和印度。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应用科学产出超过了排名第二至第七的六个国家的总和。这不是微弱的领先，而是压倒性的优势。然而，如果将该应用科学列表与该指数传统的综合科学研究列表并列，就会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在涵盖145种自然科学和健康科学期刊的2025年自然指数科学研究领先榜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存在显着错位。他应用科学清单。这种错位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国家科研投入的重点和战略选择。法国是最常见的例子。在Pscience综合研究排行榜上，法国表现出色，排名全球第六，体现了欧洲大国深厚的科学传统和研究实力。然而，在应用科学排行榜上，法国仅排名第12位，几乎从榜首跌落。这意味着法国的科学体系高度注重基础科学研究，而不注重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技术和实际应用。在实践创新方面，投入相对有限。韩国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综合榜单中，韩国排名第七，属于科学强国第二梯队。然而，在应用科学排行榜上，韩国跃居第四位，贡献了得分为1342，占全球产出的3.4%。令人惊讶的是，韩国的应用科学产出占整体科学研究产出的50%以上——这意味着韩国一半以上的顶尖科研成果都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比例的差异造成了国家之间的鲜明对比。马来西亚的应用科学比重高达近90%，几乎所有的科研资源都投入到实践研究中。新加坡占49%。与韩国、中国一起组成亚洲“应用科学第一”阵营。相比之下，德国这一比例仅为27%，甚至低于英国的23%。美国虽然在应用科学排行榜上排名第二，但应用科学对整体科学研究的贡献仅为17.4%，是综合榜单前十国家中占比最低的。这组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过于重视基础研究而轻视应用转化时，它还能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吗？东京学术公司Scholar Intelligence首席分析师Christos Petrou指出，亚洲国家在应用科学领域的出色表现并非偶然，而是政府多年来持续支持“能够产生实际创新成果的科学”的结果。这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功，而是战略眼光和长期投入的累积效应。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从更深层次解释了这种东西方分歧的根源。他认为，东西方政府在设定国家研究重点时遵循不同的逻辑。美国科学系统他们倡导“为科学而科学”，将基础研究视为创造造福全人类知识的崇高事业。这个概念真的很棒。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注重工程应用，将科研经费集中在先进技术和制造上，重点生产能够支撑国家战略产业的知识。回顾历史，美国并不总是这样。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大力投资应用科学研究，资助技术目标明确的研究项目。阿波罗登月计划是最常见的例子——它不是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而是为了在竞赛中击败苏联。当时美国的科研体系既包括追求真理的基础研究，也包括服务国家战略的应用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然而，随着年底冷战和美苏关系的缓和，美国的科研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联邦研究支出相对于整体经济持续下降，支出结构日益偏向基础科学。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员金素英分析了当时制定的一个基本概念：无论最终受益者是谁，通过基础科学创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产业界可以响应自身需求。利用这些知识来创新产品。 “基础科学就像一个知识宝库，技术应用从中产生，”金素英谈到这一哲学时说道。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基础科学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建立知识库、培训下一代来促进经济增长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离子，并开发新工具。这个逻辑似乎长期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美国凭借雄厚的基础研究积累，在半导体、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问题在于，当这种逻辑被过度推崇时，当政府将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分配给“纯粹”的基础研究，而把应用的转化留给市场和企业时，巨大的缺口正在悄然形成。企业追求短期回报，往往不愿意进行高风险、长期的应用研究；政府已经退出这个领域。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越来越宽，越来越难跨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dChina的战略。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支持符合经济愿望的研究，并实施了是科学研究体系各个方面的原则。成为全球技术、计算和人工智能中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可以评级、实施和评估的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我国科研资源配置呈现出高度的战略聚焦。电动汽车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发展的主要前沿，产量占全球的70%。这不仅是产业政策的成功，也是应用科学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从电池技术到电机控制，从智能驾驶算法到充电基础设施，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应用科研支撑。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纸张产量、专利申请和技术突破为工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fi 中的数据人工智能领域同样令人惊讶。 2014年至2023年间，中国发明家申请了超过38,000项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是美国发明家的六倍。这不是简单的数量优势，而是研究深度和广度的综合体现。当西方学术界还在争论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时，中国研究人员已经埋头于一一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这是中国长期战略思考的结果，”彼得鲁评论道。 “他们希望通过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优势。”这种战略思维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上，也渗透到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中。虽然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也存在“唯论文”的问题，但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注重成果转化、社会效益和产业应用。科学研究人员的晋升、奖励和资助申请都与他们研究的实际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再到产业实施的完整链条。大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大学科技园和孵化器快速进入市场；企业的技术需求可以通过大学产业研究合作来满足研究机构；政府产业政策与科技经费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技术进步。这种系统性优势并不等于任何单一环节的成功。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应用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将继续巩固甚至扩大。这一判断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基于分析了许多结构性因素。一是规模效应持续强化。科学研究具有显着的网络效应和累积效应——更多的研究人员，更多的合作机会；论文越多，被引用次数就越多；专利越多，后续创新的基础就越坚实。我国庞大的科研群体、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充足的科研经费，形成了良性的自循环。当这个周期移动时，后来者就很难追赶。二是人才储备深厚。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理工科毕业生为中国的科学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人选择留在中国发展，海外学者回国的趋势也在加速。人才是科研第一要素，中国正在打造伟大的广告在此要素中占据优势。三是工业需求拉动力强劲。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从消费电子到新能源汽车，从高端装备到生物医药，几乎所有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对应用科学研究提出了巨大需求。这种需求不是抽象的学术兴趣，而是真实的市场机会。当研究人员知道他们的成果可以快速转化为产品并创造价值时，他们的研究动机和参与方向就会更加清晰。四是持续推进制度变革。尽管中国的科研管理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科技成果转化障碍逐步消除，科研人员自主权不断扩大，学科交叉机构间合作更加和谐。这一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将进一步释放我国科学体系的潜力。与中国的蓬勃发展相反，西方科学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阿特金森明确指出：“时代变了，西方科学的霸权并未停止。”这已经被数据一次又一次证明。 2022 年，Ts。将超过自然科学研究产值之母美国，并且此后连年扩大优势。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支出的近三分之一，而美国仅占15%。中国药企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多于美国和欧盟同行。 “自然索引”的应用科学列表是另一个r证明。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科学界有很多问题需要审视。一是科研经费优先问题。过去几十年来，西方政府在科研投入上形成了一种思维：基础研究是政府的事，应用研究是企业的事。这种分工在理论上看似合理，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严重的脱节。当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当“死亡之谷”吞噬无数的研究成果时，整个创新体系的效率就会降低。阿特金森认为西方可以学习亚洲的研究资助模式。尽管科学研究必须始终保持自主权，但政府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设定资助优先顺序，并将资金引导到国家重点战略领域之外。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基础研究，而是在基础研究上找到更好的平衡点。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其次，学术自由的边界问题。阿特金森表示，美国科学界过去对学术自由的定义很广泛，认为学术自由必须包括研究人员选择研究内容以及如何进行研究的自由。这个概念在和平时期、科学霸权不受约束的时候或许是一种买得起的奢侈品，但在当今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它可能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必然会引起争议。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的基础，也是无数知识突破的滋生地。但问题是，当学术自由演变成对国家需求的漠视，当科研体系完全愚蠢地脱离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时，它还能继续获得公众的支持吗？三是形势变化带来的压力。e 人口结构。随着许多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压力加大，留给科学研究的财政空间将越来越有限。阿特金森警告说：“人口结构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正在萎缩，将难以支撑不断增加的退休人员数量。” “因此，获得基础研究的公共资金变得更加困难，科学家需要理解这一点。”在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科研投资的效率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必须明智地花费每一分钱，那么对“有趣和酷”研究的追求就会变得不稳定。科学家可能需要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研究自由需要与国家需求和社会需求做出更多的妥协和平衡。 “西方的科学体系非常傲慢”，阿特金森的言辞虽然严厉，但却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西方科学界已经习惯了看世界、制定政策、制定排放标准、引领潮流。诺贝尔奖的评选机制、领先期刊的话语权、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导地位都体现了这种自豪感。但骄傲是有代价的。当你坚信自己的系统是最好的技能时，你就不会仔细研究别人在做什么；当你把竞争对手的发展引入堆积数量或低质量扩张时，你就错过了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如果你对体制改革感到不安，患得患失，可以看看差距之大。 “我们认为这个系统很棒，所以我们不会改变它，”阿特金森说。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谦虚，我们必须反思：我们是否必须做出改变？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点？”这种反思的呼声在西方科学界越来越强烈。的公司当然，反思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西方科学体系。优势。基础研究的深厚积累、学术自由的重要传统、国际合作的开放性，都是西方科学的重要属性，不应在改革中轻易放弃。阿特金森还强调：“要追求有趣、酷的研究，总是需要分配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模仿中国。”但不完美的模仿并不意味着没有学习。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固步自封，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西方应该了解的或许不是中国的具体技术，而是中国务实的科研态度——科学不仅要探索真理，更要服务发展；科学研究不仅要追求卓越，更要出实效。回顾历史，焦点转向科学并不是已成定局。从古希腊到阿拉伯世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从二战后的美国到​​今天的中国，科学的火炬一直在传递。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旧秩序的推翻和新秩序的建立；每一次转变都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可能性。应用科学的“自然指数”清单可能是另一个历史转变的标志。当中国机构领跑前30名时，当东西方科研重点划分明确时，当攻防趋势悄然发生变化时，我们看到的或许不仅仅是排名的变化，而是整个全球科研格局的重塑。对于中国来说，这份成绩单既是对过去努力的验证，也是未来发展的突破。领先并不意味着您可以别高枕无忧，你的优势不会自动延续。如何在加强基础研究原创性的同时保持应用科学的实力，如何在追求数量的同时提高质量，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韦斯特来说，这份名单应该是一个警钟。科学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竞争对手即将到来。是固守旧有的体系和观念，还是勇于改变和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西方科学未来的走向。正如阿特金森所说，谦逊和反思可能是开始的第一步。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无论科学的重心如何转移，科学本身的使命始终如一——探索未知、造福人类。应用科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连接知识与生活的桥梁，是人类生活的关键一环。将科学发现转化为人类福祉。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机构、更多的研究者致力于应用科学研究，最终的受益者将是全人类。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微信观察者网，每天阅读有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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